学区房，是该降温了。
至少，不该成为投机和炒房的热土。通过调配资源以实现教育平权，学区房就会“凉凉”吗?学区房，到底是不是当下教育竞争中最大的变量?
近期，上海市出台高中招考新政，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拿出其招生计划数的50%~65%，直接分配到区、分配到校。这意味着，上海将最优质的高中学位，拿出六成左右给各区、各学校进行分配。无论一流学校还是三流学校的学生，都有了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上海新政让过去买不起学区房的家庭拥有一个考入名校的机会，让住在郊区、新城的学生，也有机会触及过去难以触及的名校。
消息一出，“上海学区房”及相关词条，在微博热搜上“霸屏”了整整一天。不少人认为，这是对既有学区房体系的颠覆——过去相对弱势的学区，将迎来利好;一线学区房，将受到冲击。
也有人认为，上海的做法并不新鲜。最近几年，为了遏制学区房热度，各大城市不乏动作，“指标生”“定向生”等类似做法在北京、厦门、深圳、南京等地开始实行。而从数据反馈看，这些做法并未让学区房热度降低。
去年以来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房价出现明显跳升，学区房表现尤其疯狂。有媒体报道，北京一处学区房在“房主在路上堵车”的时间里，价格涨了20万元，从580万元涨到600万元;上海一处37平方米的学区房标价748万元，单价超20万元，直逼2公里外的顶级豪宅汤臣一品。
确实!相对于其他二手房，学区房的流动性要好很多。越好的教育资源对应的学区越值钱，而优质教育资源越是稀缺，该区域房价涨得越快。已有文献显示，学生成绩每高出1%，当地房屋价格高出2%~4%。
眼下学区溢价已是趋势，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。欧美发达国家，比较好的学区房也会有10%~20%的溢价。只是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学区房溢价程度仍然算高。
深圳市福田区的百花片区，被称作当地“最贵学区房”。2009年到2019年，该片区房价每平方米从2.1万元涨到10.6万元，涨幅超过400%。有专家分析，深圳的学区房溢价要高于北京、上海，就是因为深圳的优质教育资源整体上不如北京和上海。
优质资源总是稀缺的。通常情况下，有限的资源只能用于支持一部分学校，很难做到雨露均沾。如果仅以改变规则等方式强行分配资源，要么会造成部分资源浪费或是低效，要么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。
试想一下：
取消学区房，是否会滋生“中考移民”?普通学校多出来的升学名额，是不是更需要拼爹拼妈?农村或者教育资源相对欠缺的学校，是不是就会有人愿意去?会不会造成优等生“招不了”、指标生“招不满”的两难局面?会不会在有名额的普通学校附近形成新的学区房……
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明，那么取消学区房也难成最优解。尤其就眼下而言，中国学区房的高溢价源自多方因素叠加：
一是疫情之下，学区房的热度再添一把火。一些原来打算让子女出国镀金的父母重返本地教育市场。僧多粥少的局面，让学区房更加吃香，自然地，其价格也就扶摇直上。
二是全面放开二胎后，一些家有二宝的家庭，持有学区房的时间会更长。市场上可流通的学区房数量减少，自然地，其价格也会上升。
三是各大城市抢人大战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城镇年轻人口涌入大城市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会更大。当教育资源增量无法满足需求，优质学区的房价必然会攀升。
学区房的供需关系由市场逻辑主导，但说到底，学区房是一种政策产物，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。
恢复高考几十年来，“知(成)识(绩)改变命运”被拔到了新高度。与之相应的是教育的起跑线一再提前，学区溢价也跟着水涨船高。人们选择买学区房、让孩子读好的学校，是一种理性选择。毕竟，拔尖的娃还是少数，大多数普通娃的家长还是认为上个好学校更保险。谁也不愿意为了几个指标生的名额去赌一把，让自己家娃去口碑不好的学校。
学区房太贵，恰恰说明优质教育资源太少。以至于家长过度投入资源到浪费甚至是极端的程度，最终带来的是教育的内卷化——越来越鸡血的家长和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孩子。
这种内卷，用作家维舟的话来说：“它虽然也隐含着‘没有发展的增长’这一层意思，但真正在意的却不是整个体系的效益和转型，而是身在其中的个体主观的感受：一种人人苦不堪言、每个人都很忙很累，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的困境。”
学区房背后，就有着这样扎心的社会现实：没买学区房的人焦虑，买了学区房的人因为诸多不确定性还是会焦虑。
就像经济学中所说的“帕累托最优(改进)”，只有当一部分人的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因此变得更差，这才算是社会改进。反之，不管有多少人受益，只要有一个人的利益受损了，这就不是社会改进。
教育内卷背景下，学区房政策似乎再怎么调，也很难达到“帕累托最优”。说到底，优质教育资源(重点学校入学资格)就这么多，如果一味地在存量盘子里东挪西拽，不谋求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应量，那么不论采取什么办法，哪怕强行将教育资源平均化，学区房大概率还会以各种变种形式存在，天价学区房、奇葩学区房还是会层出不穷。
管是管不住的。
